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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经的荣耀

人生短暂,倏忽间已过了知天命的年龄。想想这几十年的教育生涯,虽说没有什么财富上的大富大贵,也没有什么政治上的荣耀门庭,但是人格上还是蛮受人尊敬的,起码“学高为师,身正为范”的信条,使自己阅读了不少的书籍,言谈举止也有了人民教师的模样。所以我很喜爱我的职业,也为我的教师身份而感到荣耀。

记得改革开放初期,国家刚刚从文革的雾霾中走了出来,教育就迎来井喷式的发展。1976年陕西省才有两所师范类学校,在校学生3583名,1978年全省师范类高校就猛增到了11所,在校学生12508人。就这样的发展速度,还远远不能满足基础教育对教师的需求。因此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培训班、函授班、技校、夜大等便蜂拥而起,掀起了整个社会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潮。当时大凡有文凭的,都会有“朝为田舍郎,莫登天子堂”的幸事。

可每年不到5%的高考录取率,考上大学又谈何容易!像我们村一连几年都是光头,连个中专生也没有。即使村民们集资在村口盖起了一座菩萨庙,家长们早晚焚香祈福,可文昌星还是没有降临到我们的村子,弄得村里的考生个个像范进一样,到了三十几岁仍不能金榜题名。1983年,谁知平时不咋样的我,却开天劈地、稀里糊涂地考上了,而且还是一个大专学校,鸡窝里终于飞出了一个金凤凰。这下村子里就像炸了锅似的,天天都有人前来贺喜,有的说我命带魁星,有的说由于我母亲信佛,可就是没人说我夜里趴在案板上,就着十五瓦昏暗的灯光,熬了整整两年的苦楚。说实在的,当时我也并不明白考上学能有多大的益处,只是从大家的眼神里感到了一点点的荣耀。

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,我一毕业后就顺利地分配到了一所企业学校任教。企业的效益是很好的,客户时常住在企业的招待所里,排着队等着产品下线,有点萝卜快了不洗泥的味道。企业里不仅有幼儿园、中小学、技校,还有职工宿舍、食堂、医院、商店,基本上就是一个小社会,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除了火葬厂,职工一辈子可以不出企业的大门。企业的干部是清一色的工人阶级,厂级的领导也没有几个有文凭的,企业所谓的文化人都集中在了学校,中小学几十个教师,除了几个商业学校、职工技校、拖拉机学校、农业技校毕业的,多半都是高中毕业的。因此,我们几个师范类的大学生,在企业里就像村里的“万元户”一样令人羡慕。报到那天,企业的党委书记就亲自接见了我们。

一开学,我们几个都担任高年级的班主任,除了带本专业的科目,还兼带政史地和理化生,白天管班授课,晚上备课批改作业,似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。由于全身心的投入,营造了学校良好的教风,学生的成绩取得突飞猛进的增长,不到一年时间,学校的排名就挤进了企校的第一阵营。我们几个也获得了企业先进生产者的荣誉称号。也就是在那个时候,我们几个成了众多职工选择女婿的香饽饽,就像当年人们纷纷抢购的如意彩电一样。当然我明白,当时我们的文凭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如今三十几年过去了,经过八十年代全民办教育的热潮、九十代企业与企校剥离的自主发展、两千年企业学校移交政府的壮大,国家的教育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,师范类的本科生、硕士生、博士生,像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在我的身旁,使我这大专文凭显得格外寒碜,就像金融危机中贬值的美元一样。如果再不紧跟这蓬勃发展的教育形势,那我曾经的荣耀也许就会成为我的耻辱了。

责任编辑:李晓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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